原创 中日下载澳门资料大全合拍剧《我们的东京故事》主创团队接受《环球时报》专访：这个故事值得被更多日本观众看到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邢晓婧】自2025年1月4日起，10集中日合拍剧集《我们的东京故事》连续5天在日本富士电视台播出，接着在日本流媒体服务平台TVer和富士台FOD平台连播两周，后续还将在富士台卫星频道BS播出。不少日本观众在社交媒体上推荐该剧，称“看完让人温暖”“希望大家都来看看”。该剧主创团队日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分享了更多幕后花絮。
从《我们的留学生活》到《我们的东京故事》
上世纪90年代末，一部记录赴日中国留学生奋斗经历的10集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以下简称《我们的留学生活》)在中国各大电视台热播。从2000年开始连续6年，该纪录片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创下收视热潮。其中，《小留学生》一集一年之内重播5次，另外一集《含泪活着》在日本各地影院上映长达半年之久，感动了很多日本观众。这部新剧《我们的东京故事》是《我们的留学生活》的延伸和拓展，仍由纪录片的主创团队策划，中日团队共同制作。该剧跨度30余年，讲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到日本留学打拼的中国年轻人的奋斗历程，也讲述了两国民间的文化碰撞，从互不了解到相互扶持的故事。
《我们的东京故事》策划、总制片人张丽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称，该剧在中日两国取景拍摄，历时3年，两国制作团队超过150人，参演演员超过100人，群众演员近1000人。许多日本知名演员以及活跃在日本的华人演员都参与其中，日本各界也予以大力支持，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依靠两国民间力量完成的中日合拍电视剧。
能打动人心的，就是好故事
张丽玲已在日本生活超过30年，她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我原本以为已经比较融入和理解日本社会了，直到带领这支由中日两国人员组成的团队一起拍戏时，才发现两国的工作方式还有很多不同。”
首先，这部剧只有1名导演让日方工作人员感到“不可思议”。一般日本的10集电视剧，会安排3位导演，带领3个摄制组，每组拍3集，边拍边播。同时请专业的调查公司追踪市场反馈，根据反馈随时调整。比如观众喜欢某部剧的女配角，那么编剧就有可能安排女主角“出国”或者“车祸”，增加女配角的戏份。按照这种方式的话，1名导演无法胜任全剧。而且，日本摄制组会使用一种专用软件，每集剧本固定60页。有时剧本中稍微增加了一些描述，超出60页的部分日方工作人员就会要求现场调整。
该剧的日方工作人员不会说中文，没来过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必须事无巨细地沟通协调。“有时在中国人看来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要和日方沟通2至3个小时。”张丽玲开玩笑说，有时候她甚至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最终坚持了下来，“经过这些我还发现，只要够坦诚、有耐心，不论什么事情最后都能沟通下来。”
《我们的东京故事》编剧之一江岛阳子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的“点”也不一样。比如中国观众可能更喜欢“大团圆”结局，而日本观众可能更关注失败者的故事。因此，她与另外一位中国编剧在讨论剧本时，容易进入“死胡同”。后来双方决定，干脆不考虑日本观众还是中国观众，“无论哪国人，心灵都是相通的，能打动人心的故事，就是好故事。”江岛阳子说道。
感动超越国界
《我们的东京故事》首播定在日本富士电视台地上波放送频道(8频道)，这在中日合拍剧中并不常见。在日本，地上波放送是免费的大众化电视节目，主要由公共放送的NHK和民营放送的电视台(如富士电视台、朝日电视台、东京电视台等)提供。观众只需要通过电视天线接收信号即可观看，在日本的电视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那个时段，电视台播什么观众就看什么。”张丽玲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起初为了争取地上波放送的播出时段，样片送到富士电视台之后，对方讨论了3至4个月。张丽玲更是亲自做了现场演说，表示“仅凭中国人或者日本人的力量，都不会有这部电视剧。正是两国合力，才有了《我们的东京故事》，这是非常宝贵的，值得被更多日本观众看到。”
20年前，《我们的留学生活》就是在富士电视台播出的，多年来观众不断要求重播。《我们的东京故事》作为纪录片的延续，相信仍有非常多的日本观众在关注。在综合因素作用下，该剧终于赢得了富士电视台的播出时段。
江岛阳子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日本人喜爱中国电视剧，以历史剧居多，像是《三国演义》《甄嬛传》等，但对中国的现代剧关注程度不高。据日本法务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6月，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约有84万人。张丽玲表示，富士电视台的年轻观众比较多，希望借助《我们的东京故事》加深中日两国的民间了解。
目前该剧第一轮播出已经结束，不少日本网民在社交平台上推荐该剧。有人说，“当年看过纪录片感动至今，希望大家都能看看这部电视剧作品，同样令人温暖。”还有人称，“日中两国之间或许仍然存在复杂情感，大家可以暂时把这种感情放到一边，用中立的心态去看。”
“刚开始我很好奇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看了一集之后觉得很有意思，不知不觉就把这部深夜时段播出的电视剧追完了。”《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位日本朋友说，“追这部剧时我仿佛忘了谁是日本人、谁是中国人，就是单纯地感动，这种感情超越了国界。”
中缅“胞波”情谊深厚，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最希望缅甸尽快实现稳定，与缅甸一道合作共谋发展的态度永远不会变。这既体现在国家层面，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的真诚态度，因为“共同安全”在中国社会内部有广泛而坚定的共识。但我们实现它的方式决不是以强力去干涉他国内政，甚至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去改造别国，这样的事情中国过去和现在没有做过，将来同样不会这么做。我们的选择是以老百姓的福祉为出发点，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用合作共赢的方式尽可能消除民生痛点，打击缅北诈骗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
芜湖也在新政中提出对“商转公”贷款实施动态管理机制：当住房公积金个贷率低于85%（含）并持续3个月，可开展“商转公”贷款业务；当个贷率高于90%（含）时，可采取相应调控措施，暂停或控制“商转公”贷款业务规模。（完）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多次关注“一把手”霸道行权现象，并提到多个案例，包括吉林省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李宇忠一人决定工程项目、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力排众议“关照”利益关系人。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把所在单位大小事项的决定权视为“自家事”，对工程发包、人事任免、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大搞“一言堂”。福建省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卢林不仅决策时大搞“一言堂”，还在用人中大搞“一句话”，任人唯亲唯利，长期插手下属企业各类岗位的人事调整，利用职权在人员招录、职务晋升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江苏省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前锋走上局长岗位后，“感觉自己权力很大，可以在单位高高在上了”，于是插手大部分交通工程项目，贪腐涉及交通工程建设多领域多环节，不仅破坏了交通工程建设市场公平竞争，也严重影响了该市交通系统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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