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底气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有超大规模市场，中国人口达14亿，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未来十几年将达到8亿人，消费需求广阔且增长潜力巨大。三是有配套完整的产业体系，中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2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30%，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对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内生动力发挥重要作用。四是有大量高素质劳动力。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提升，人才资源总量、研发人员总数均居全球首位，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每年1000多万大学生走入社会，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五是绿色转型卓有成效，中国过去10年以年均3%的能源消耗增速支持了6.6%的经济增长，是全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绿色经济”已不是赔钱经济，而已成为新的增长源。六是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企业数增加至约40万家，独角兽企业数量居世界第二，2023年全年发明专利授权量92.1万件。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中国跟日本的情况不同。当年日本降杠杆是被动和急速发生的，我们在多年前就主动采取降杠杆措施，防范化解房地产及与之密切关联的各类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当前中国银行系统是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下滑，但不是当年日本闪崩的情景。中国城镇化率比发达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仍有大量新增购房和改善需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一视同仁满足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这些措施有助于稳定房地产企业信心和居民住房消费预期，实现房地产市场软着陆。

　　吴江浩：最大原因是美国内一些人不接受中国取得更大发展，这是问题根本所在。为此美方大肆动员同盟国家，企图把中美之间的问题变为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此过程中日本也被卷入其中。我们希望日方认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日美有同盟关系，中日也签有和平友好条约。这是经过两国立法机构批准的法律文件，双方都有履行的义务。日本国内有美国大选会左右世界局势的说法，但世界局势本不该被任何一国内政左右，其他国家也不应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无论美国内政如何变化，为了维护世界稳定与繁荣，中日关系都应坚持自己的独特“基轴”，其基本依归，就是我反复提到的中日四个政洽文件确立的原则和精神。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维护好两国关系的“基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