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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9月18日电 题：世界遗产如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吕舟

中新社记者 杜燕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截至202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记载的遗产总数达1223处，分布在168个国家。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达到59处，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简称“北京中轴线”)于今年7月27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北京第8处世界遗产、中国第59处世界遗产。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吕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探讨世界遗产如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可持续发展。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有何意义？

吕舟：世界遗产是基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的文化与自然财富。包括全球的文物古迹及自然形态，具有独特性和无法替代性，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从世界遗产角度看，不同文明孕育出的世界遗产都具有独特的价值特性。人们可以对这些遗产进行不同的认知解构，并在过程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相互尊重。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演讲，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世界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今天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中新社记者：北京中轴线作为世界遗产，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

吕舟：北京中轴线作为最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促使我们认知自己的历史、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遗产。

世界遗产所展现的人类文明多样性，既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互鉴，也构成了今天文明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对话交流的重要条件。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形态发展及巅峰时期宏伟特征的表现，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思想理念以及营建过程，赋予了中轴线独特的文化价值。各个时代最重要的建筑皆布置在这一城市中心轴线上，轴线周围建筑以对称式的布局，形成了完整的城市形态，统领着整个城市的发展。

将北京中轴线与欧洲古代都城中的核心建筑群作比，可看到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形态。欧洲历史名城中许多著名的轴线，大多是17世纪后城市改造的成果，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城市景观的美学追求。而一些近现代都城中决定城市形态特征的轴线，更是在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结果。

通过类似遗产的比较，可以感受不同文明在城市形态和哲学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理解也构成了今天人们相互尊重和对话的基础。

北京中轴线强调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将自13世纪元大都的历史遗存、明清以及20世纪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21世纪初为标识而重建的永定门城楼作为一个完整整体，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规划的延续性得以见证。

世界遗产价值标准三的内容是：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北京中轴线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印证了相关表述，构建了中国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促进了世界对于中华文明的认知和理解。

北京中轴线申遗是具有创新性的事情。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各国之后遗产申报的类型和方法。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世界遗产已达59处。我们当如何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吕舟：今天讨论世界遗产或文化遗产，已不限于讨论它的保护，更在讨论如何使其发挥当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中轴线等三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指出：“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从世界遗产的层面看，就是要思考如何通过世界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世界遗产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遗产项目，对于各地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独特作用。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中轴线的价值传播、保护管理和监测，北京作为“设计之都”的巨大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将历史文化融入当代生活，使人们能够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特征，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有力推动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这样的凝聚力，在厦门鼓浪屿申遗过程中也可得见。2017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当地社区文化复兴的过程，这种“文化复兴”再次唤起了社区的凝聚力。

因此，推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各地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社会的广泛参与，才能真正发挥世界遗产、文化遗产的最大价值。

中新社记者：这些年来，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观念、模式等是否发生变化？应如何开展国际合作？

吕舟：全世界都在持续探索保护世界遗产的途径，特别是从保护转向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参与。

世界遗产的保护纲领最早是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抢救那些面临自然和人为灾害威胁的全球遗产，以及构建保护这些遗产的全球框架。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在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时，尊重并体现文化多样性。而在进入21世纪后，可持续发展又成为新的主题。

近十年来，大家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持续升高。2012年，菲律宾的维甘古城因为利用有限资源对世界遗产进行良好的管理实践、当地社区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与城市管理、利用多种实践方法对世界遗产进行可持续保护的三项成绩，获颁“世界遗产保护区管理最佳实践奖”。

除此之外，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水稻梯田景观，以及与农业、畜牧业相关的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的波尔多、勃艮第和香槟地区以及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潘泰莱里亚等葡萄酒产区，哥伦比亚的咖啡产区，墨西哥的龙舌兰产区作为世界遗产，无疑都具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而类似北京中轴线这样的城市中心区类遗产，则是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城市发展。

对应《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对应的文化发展指标，而世界遗产能够助力这些指标的实现。这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让遗产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中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于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自1987年以来，中国先后申报成功世界遗产达59处。

中国在世界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遗产的理解、保护观念不断发展、细化，从重视对历史建筑单体、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到采取完整性保护原则，既重视物质遗存，也注重周围自然环境、人文风貌环境与历史文化脉络等非物质内涵的保护，在加强遗产保护的同时，延续了历史文化传统和城市特色风貌。

今天的中国具备极强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能力。从受援国转变为提供技术援助的国家，为各国的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许多“中国智慧”。

实践感知，通过世界遗产，各国增强了相互理解，加强了国际合作。一同保护人类遗产，本就是文明间相互理解、尊重、对话、合作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关键步骤。

今天，人们强调城市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北京中轴线作出了许多有益探索，真正让文化遗产焕发了活力。关乎北京中轴线乃至整个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经验都弥足珍贵，对全世界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ICCROM Award获得者，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主持、领导大量重要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规划、保护设计，以及世界遗产的相关工作和国际培训项目。